“河湟”，因黄河与湟水而得名。常被称为“河湟流域”“河湟谷地”“河湟地区”，其范围泛指黄河、湟水河及大通河三条河流的流域范围，大部分在青海省，还包括甘肃省兰州市以西的部分区域，古称“三河间”。《西宁府新志》中记载：其地“北依山作镇，南跨河而为疆。地接青海、西域之冲，治介三军万马之会，金城屏障，玉塞咽喉”，是一个由湟水和黄河冲积而成的谷地，是青海省地势最低的地区，一直以来也是青海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

历史上的河湟，山川秀美，草木葱郁，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人杰地灵，英才辈出，自来是“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的富庶之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戎人、羌人、氐人，鲜卑、小月氏、鞑靼、吐谷浑、吐蕃等各族人民共同繁衍生息，民族风俗习惯、民间工艺、建筑艺术、戏曲文艺、绘画雕塑、传统节庆、服饰饮食在此地共存、交流、融汇，呈现出多种文化共存，互相采借，求同存异，多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相处原则的地域特色，形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文化体系之一的河湟文化，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基础之上产生、延续的。河湟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其中“马家窑文化”是典型代表。1973年在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内壁3组5人集体舞蹈图案成为研究我国美术、舞蹈艺术发展史的稀世珍宝。1974年在乐都县出土的马场垣类型彩塑裸体人像壶，是我国迄今已知最早的完整人体塑像，文化内涵十分深厚。河湟地区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史前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本土文化就已表现出高超的文化艺术和先进的生产力特征。这些构成了古羌文化时期的独特记忆，也成为了河湟地区土著文化形成的胚胎期。《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商周秦汉时期，羌人在祖国西部分布广泛，河湟地区正是古羌人活动的中心地带，我国古羌人的形成与华夏族形成时间具有同步性，由此更加印证河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阴纹双耳罐

汉初因汉王朝“开河西以隔绝羌胡，辟河湟以屏蔽院右”政策的实施，汉武帝遣李息等率万之众进讨青海羌人，大部分羌人归附。开始设置“护羌校尉”，以专门管理羌人，河湟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央王朝有效统治，并设立具有军事和邮驿性质的西平亭、长宁亭，成为西宁建置的开始。从此，汉族开始大量进入河湟地区从事农耕生产，中原汉文化进入河湟地区，使得河湟地区羌人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有了第一次接触。《史记·张骞传》记载，张骞离开大月氏返回时，为了躲避匈奴的袭扰，改变了来时的路线，到达青海后，沿着祁连山南麓，经过羌人的河湟流域，抵达汉朝。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动荡，河西走廊阻塞不通，这条横贯东西方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成为南朝政权与西域往来的必然选择，商旅、使者及佛教僧侣或在此停留，或经此东来西往，为沟通中西文化、经济交流和商贸往来起了重要作用。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剧烈碰撞，一方面使得多民族融合聚居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以佛教为代表的西域文化发展迅速，并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汉文化相互融合、重构，开启了河湟地区民族多元、文化多样的历史进程。

河湟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文明形成的源流之一。纵观河湟文化史，作为“中原同青藏高原的流通孔道”，它是连接古代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纽带，是中国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过渡的地方，也是南方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结合部。“各美其美”的民族文化特征与“美美与共”的趋同化愿望，使河湟文化呈现出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特点，并在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呈现出独特魅力。